“最美大妈”薛明秀、“最美女孩”余书华、“最美妈妈”吴菊萍、“撑伞仙女”……无数平民英雄的义举让我们明白，扶危济困、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仍是社会主流，基本的价值观和善恶判断标准一直存在，我们的社会仍然充满着阳光和正气——
看到有老人不幸跌倒了，在以往，很多人可能都会不经过大脑思维，出自本能地伸手去扶一把，将老人安置照料好。如今，在南京彭宇案余波未平、天津许云鹤案尘埃未定之际，福州、武汉等地近日接连发生的老人摔倒而无人帮扶事件，让人们的内心很是“困惑”。
2011年3月5日，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谈方教授发起成立了"搀扶老人风险基金"。王商绘
分析导致人们内心“困惑”的原因不难发现，如果从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来说，几乎没有人会对伸手帮助摔倒老人持否定意见，真正让人们“困惑”的，是怕因为自己的伸手援助，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“麻烦”。
某网站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在参与投票的1883人中，44%的网友表示今后不会搀扶老人，38%的网友选择了“不好说”，18%的网友表示“肯定会扶”。一位网友说：“以前觉得自己一定会扶，因为过不了良心这关；现在肯定不会扶，因为过不了责任这关。”
这位网友的话虽然朴实但却真诚，道出了民众不愿意帮助“摔倒者”的真正原因——并不是内心不愿意帮，相反是很愿意的，之所以不敢伸手，确实是怕“惹祸上身”。
民众为何会因为怕“惹祸上身”而置“扶危济困”传统于不顾呢？这又不得不从1年多前南京“彭宇案”的审判结果和今年6月天津“许云鹤案”一审判决结果分析起。
在这两起影响深远的案件审判中，广受人们诟病的，是法院在审判这两起案件中采用各打“五十大板”的处理方式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法院运用“疑罪从有”的断案思维，让被告承担了一定的民事责任。这样的司法行为，看似“不偏不倚”，实则“贻害无穷”。这种“贻害”正如新华社评论所指出的那样：“诚然，司法活动不应被舆论左右，道德审判也不能取代法律裁决，但司法活动如果偏离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轨道，显然与国家设立司法制度的初衷相悖。‘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’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，不容有丝毫扭曲。在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的情况下，以所谓的‘常理’为基础推断出的判决，也许在个案中有利于年迈体衰的‘弱者’一方，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审视，必然伤及社会公平正义，使其他年迈体衰的‘弱者’在身临险境时因缺乏及时救助而险上加险。”
在现实中，做了好事反而被诬告，这样的事情有没有？确实有，但在每天发生的数以万计的扶危济困事件中，这样的个案终究只是小概率事件或者是特例。从概率学上说，甚至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。我们应该深思的是，为何一个小概率事件或者说是极端个案会演变成社会公众事件，并出现了道德越位审判的问题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媒介的角色和作用也应该深入反思。以最近发生在天津的“许云鹤案”为例，此案件最初引发社会关注，源于一个网帖：《天津车主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老太反被讹10万》，从这个标题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不言自明：就是做好事反被讹。此后，各类媒体大量跟进，“‘彭宇案’重现”、“好心司机救人反被诬”等夺人“眼球”的标题便频频见诸一些媒体。事实上，在当时，这仅是一个司法个案，车主撞不撞人，是一个依据证据来确认责任的法律问题。可在媒体上几乎一面倒的是，原告王秀芝老太太被当做一个白眼狼式的人被抨击，这种情况在一审宣判后，体现得更为明显。但事实是，随着案件进入二审程序，最终决定二审结果的依然应该是证据。因此，媒体上这种脱离事实依据而出现的未审先判的道德式审判，影响极其恶劣，它既可能干扰司法、影响案件审理结果，更容易强化“好心没好报”的负面预期，让人在扶与不扶时内心更为“困惑”，以至于有人发出了“许云鹤案”让道德倒退三十年的极端感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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