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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勤县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，石羊河流域下游。境域东经103°2′至104°2′，北纬38°5′至39°6′。面积1.6万平方公里，辖23个乡镇。人口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，共30.4864万人。其中汉族占99%以上。
民勤方言属兰银官话河西片。声母26个，包括零声母在内。韵母31个。单字调4个，轻声在外。
有关论著有：吴开华 赵登明《民勤方言与普通话》[M] 兰州：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6；黄大祥《民勤方言音系说略》[J] 兰州：《甘肃高师学报》 2005；吴开华 《甘肃民勤方言音系》[J] 北京：《方言》（商务印书馆）2009.1。
影响民勤方言的因素
方言区的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都会对方言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。民勤方言体系的形成，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。
一、历史上多民族杂居的影响
自汉至清，民勤一直是内地汉民和各少数民族杂居生活的地区。
在距今约七千万年以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，祁连山区急剧上升，形成了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。山脉以北的东部地带，形成了现代民勤盆地。祁连山森林茂密、冰川连绵，源源不断的雪水汇入盆地，聚为湖泊。草原与湖泊构成了辽阔而美丽的民勤绿洲。
早在沙井文化时期（其时代大体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），先民们就在民勤进行着开发和建设。自秦至汉，先后有乌孙、月氏、匈奴等民族在此游牧狩猎。汉朝于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在河西设郡置县，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末或元狩五年（前118年），开始移内地汉民实边垦殖。今民勤境内始有汉民，并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生活。
其后历代，民勤居民总体上呈少数民族入侵为主，汉族政权移内地汉民实边为辅的一种双向流动状态，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内地中央政权和地方（或少数民族政权）之间的争夺史。
前秦、后凉时的氐族，后秦时的羌族，南凉时的河西鲜卑，北凉时的卢水胡，隋唐时的突厥、吐蕃，五代时的六谷蕃，西夏时的党项，元代的蒙古，清代驻防的女真等，先后在今民勤境内，或游牧，或定居。至清乾隆时，县境内还有许多蒙古人在此放牧。
历代汉族政权移民实边，明代规模最大。大量内地汉民迁入今民勤境内，或戍守，或垦殖。在历史沿革的过程中，他们和少数民族杂处一地，长期共同生活，广泛交际，在对少数民族产生文化影响的同时，也为少数民族文化所影响。这对民勤方言体系的形成，有不容置疑的作用。民勤方言中至今保留使用的许多少数民族词语便是一个佐证，如：
蒙古语词汇：兀那（那个）、海海子（沙漠中的湖）、歹（恶毒）、哈巴（巴结）。如说：“兀那个人心歹的太哩，见了穷人恨不得做死哩，见了当官的就哈巴哈巴的。”
有的词是蒙汉结合：淌土：“淌”是蒙语，“土”是汉语。“淌土”意为“道路上碾压而成的稀土”。直胡同：“直”是汉语，“胡同”是蒙语“井”。“直胡同”意为“做事直来直去的人”。贼忽拉：“贼”是汉语，“忽拉”是蒙语。“贼忽拉”意为“贼”。
解放前，民勤坝区有建立和祭祀鄂博（蒙语，道路和境界的标志）的习惯。一个村子，有多少姓氏，就有多少鄂博，如文化村有王家鄂博、蒋家鄂博、马家鄂博、姜家鄂博、安家鄂博、焦家鄂博等等。与鄂博密切联系的就是师公子（男巫师）。师公子诵经驱鬼时击单层羊皮鼓，甩大马鞭。这种习俗来自河套蒙古的萨满教，而非汉族固有。明代镇番从中原迁来大批汉民，有的甚至是从江南地区迁来的，原先都与萨满教毫无关系。但居住日久，他们受蒙古人的影响，普遍接受了萨满教祭祀鄂博的习惯。这种习惯如此普遍深入，不能不说是与蒙古人长期接触、相互影响所造成的。
其他少数民族词汇：温突水：“水”是汉语，“温突”是满语。“温突水”意为“不开的水”。麻利（满语）。烟支：匈奴语，用烟支花制作的颜料，妇女用来饰面。师比难缠：“师比”是匈奴语，指匈奴使用的一种带钩，“难缠”是汉语。“师比难缠”意为“纠缠”。
还有许多词语，如：欧拉（音，以下词语均为读音）、兀拉、兀拉个、兀的、怛杆、扎娃、机抓、掂炫、个那死、慌狍子、懒皇胎、冇出鬼、闲呆子、倒戈郎、索罗铃铛、血斯呼啦、格里生外、胡求毛吊、毛里搁草、冰几洼搭、呱声妄亮、黑蛆乌拉、克齐麻嚓、散不拉海、死缠钩带、噎死扽活、整打趸子等等。类似这样的词语，有音无字，难以书写，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，不是来自少数民族语言，就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嫁接。
二、历代移民的影响
历代各种因素的移民是影响民勤方言体系构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。
历史上，在今民勤境内大规模移民有两次：一次是汉朝，另一次是明朝。
武帝太初四年（前101年）置武威郡，治武威县，在今民勤县城东北约一百里处。武威郡所辖十县之中的休屠县、武威县、宣威县在今民勤境内，约有人口2万余人。
汉朝拓地河西，为解决边防军需供应问题，施行遣戍屯田政策。
西汉时期，西、北边防军有戍卒、正卒、谪卒、弛刑徒及属国兵等，其中戍卒、弛刑徒、谪卒等全部来自关内诸郡国。戍卒是屯田开发的主要承担者。从居延汉简的记录中可知，西、北边郡的戍卒，多数来自淮阳（今河南淮阳、太康、拓城、鹿邑、扶沟一带）、昌邑（今山东巨野东南）、魏郡（治今河北临漳西南）、汝南（今河南、安徽一带）等郡国。文献中也屡见“关中卒”、“东方之戍卒”、“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”、“关东戍卒”等说法。
此外，汉武帝时恢复谪戍制，即将各地犯罪官吏、脱离户籍的亡命之人、赘婿、商贾、前有市籍（即曾为商贾者）、父母有市籍者、祖父母有市籍者七类人列为谪戍对象，发往西、北边地戍守。《汉书·宣帝纪》载，神爵元年（前61年）平定羌乱时，曾调发三辅（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）驰刑徒从军。
在遣戍屯田的同时或稍后，汉王朝又在河西徙民实边，将关东贫民、罪犯迁来进行屯垦。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载：河西四郡“其民或以关东下贫，或以报怨过当，或以悖逆亡道，家属徙焉”。他们是大规模开发河西的先驱。
西汉末年，中原大乱，窦融割据河西。他“抚结雄杰，怀辑羌虏”，遂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，晏然富殖，“安定（今宁夏固原）、北地（今甘肃东北部及宁夏东部）、上郡（今陕西榆林一带）流人避凶饥者，归之不绝”相对稳定的河西还吸引了三辅（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）地区的不少人。当时，仅金城郡避难武威者就达4300多口。
综上所述，西汉武威郡屯田将士、实边移民以及避难民众多来自今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陕西、宁夏和甘肃东部地区等地。关东（泛指整个函谷关以东地区，包括今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等地）移民是河西基本居民。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，使武威郡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促进了武威郡的全面发展。
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，明统治者开始在河西施行大规模屯田和移民实边。
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，朝廷下诏，令甘肃等边对统领所管的步兵，供给牛种农具，使之垦辟屯田，水地三年后起科，山地永不起科。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，右佥都御史杨博巡抚甘肃，又在甘肃“大兴屯利，请募民垦田，永不征租”。 这些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移民和当地人民生产的积极性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恢复。当时，陕西行都司所辖12卫2所，移民军人及其家属竟达10万人左右。
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江南滁州王兴任临河卫镇番营掌印指挥，卫驻2500名官兵，实行军屯。军士“三分守城，七分屯垦”，“每军授田五十亩”，无事为农，有事为军。根据当时的规定，许多将士将家眷从江淮一带、中原和山西的浑源、汾阳、沁源、潞城、沁水、翼城、曲沃、洪洞、襄汾等地迁于民勤，参加垦殖。是年秋，又敕令山西、河南等地约2000余口迁于民勤，在今薛百、蔡旗一带从事垦种。洪武二十九年（1396年），镇番卫屯田人数达5500人。至成化末（1487年前后），人口增加很快，镇番卫已有近万人从事垦殖活动。
民勤县文化馆保存的部分民勤氏族谱牒，对明代移民也有明确记载。
“文革”后，氏族谱牒大多遗失，但民勤1983年开始编修新志时仍在当地寻觅了30多部氏族谱牒。经综合分析研究发现，明代移居民勤者，有戍边而来的，有军屯、民屯、商屯而来的，也有部分定居的仕宦。其中戍边入籍的18户，从籍贯看，江南应天府5户，安徽滁州、凤阳2户，山西洪洞2户，甘肃文县、陇西各2户，江苏、浙江、河北、河南、陕西、宁夏各1户。
红沙梁王氏，原籍江南滁州，明洪武初因戍边入籍。苏武孟氏，原籍浙江宁波府，明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从戎入籍。大坝卢氏，原籍金陵，明宣德、正统年间（1435~1436年间）因戍边入籍。苏武、大滩、红柳园及西渠马氏，原籍直隶北京顺天府蓟州遵化县，明初因戍边入籍。其他如夹河、泉山梁氏原籍河北，明代至镇番。苏武、六坝及东镇彭氏原籍江南凤阳，其祖自明代世职本土，因以居家。
民屯入籍的有4户。其中山西洪洞、曲沃、襄陵各1户，甘肃临洮1户。民屯入籍的，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“罪谪”，见于记载的有两例。王慎机，永乐间进士，原籍无考。谪于镇番，善书能文，工于诗。徐文彪，上虞（今浙江上虞县）人，明洪武时，以布衣征召朝廷为官。后因得罪权势，被谪于镇番。另一种是逃荒避乱者，数量较多，此举两例。三雷王氏，原籍山西省平阳府洪桐县，明神宗万历十五年（1587年），因山西旱灾异常，其始祖迁于镇番。《王氏原籍疏》载：“始祖宗仁，原系山西洪洞大槐树村人。因大明嘉靖、隆庆间谙达数迢山西，师旅频加，所不及也。……时我始祖，怙恃皆失，系累俱无，亦不惮跋涉之劬劳，因懋迁而就安，宅于此邦焉。”苏武及东镇刘氏，原籍凤阳定远，后迁甘肃临洮，其祖于明成化间（1465~1487年间）迁于民勤。
此外还有宦游侨居的，如三雷、大滩及西渠周氏，原籍山西翼城，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其始祖周琮任镇番训导，后卒于官，家小不去，世居本县。红柳园、收成方氏，原籍凤阳定远，其始祖明初调任镇番，遂安家。夹河、东镇、收成及苏武李氏，原籍北直小兴州，其始祖李忠，明宣德四年调镇番卫，世居本县，丁口繁盛。许氏原籍金陵，其始祖许升，明初任武职至镇，遂留家居镇，全县各乡皆有分布。
还有个别商贾居家的，如新河上浪、西茨李氏，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桐县胭脂巷。其始祖李海明，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至镇经商，居家不去。
综上所述，明代镇番卫移民大多来自今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宁夏和甘肃东部地区等地。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，进一步促进了民勤的全面发展。
历代移民对民勤方言的影响强烈地体现在语音、词汇等方面。
民勤方音具有北方方言的大部分特征，有zh[t§]、ch[t§‘]、sh[§]和z[ts]、c[ts‘]、s，单字音调4个。这是北方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的主要特征。但民勤方音的zh[t§]、ch[t§‘]、sh[§]与部分开口呼和齐齿呼韵母相拼时，往往读作z[ts]、c[ts‘]、s。这又同北方方言有别，如：
闸(zhá) = 砸(zá) 斋(zhāi) = 灾(zāi) 斩(zhǎn) = 攒(zǎn)
叉(chā) = 擦(cā) 钗(chāi) = 猜(cāi) 搀(chāi) = 参(cāi)
杀(shā) = 撒(sā) 筛(shāi) = 塞(sāi) 山(shān) = 三(sāi)
找(zhǎo) = 早(zǎo) 抄(chāo) = 操(cāo) 稍(shāo) = 骚(sāo)
争(zhēnɡ) = 增(zēnɡ) 撑(chēnɡ) = 曾(cēnɡ) 生(shēnɡ) = 僧(sēnɡ)
皱(zhòu) = 奏(zòu) 愁(chóu) = 凑(cou) 瘦(shòu) = 嗽(sòu)
纸(zhǐ) = 紫(zǐ) 师( shī) = 丝( sī) 迟(chí) = 慈(cí)
这一特征与吴方言（以苏州话为代表）有相似之处，吴方言多数地区只有z[ts]、c[ts‘]、s。另外，民勤方音有[v]、[z]、[ü]等声母，这也同吴方言有相似之处。
除具有吴方言部分特征外，民勤方音还具有湘方言（以长沙话为代表）的部分特征，即n [n]、l [l] 相混。如：
n[n]与开口呼、合口呼和撮口呼相拼，所统辖的字归入l[l]。
那(nà) = 辣(là) 奈(nài) = 赖(lài) 男(nán) = 蓝(lán)
能(nénɡ) = 棱(lénɡ) 农(nónɡ) = 龙(lónɡ) 努(nǔ) = 鲁(lǔ)
女(nǚ) = 吕(lǚ) 暖(nuǎn) = 峦(luán)
l[l]与齐齿呼相拼，所统辖的字归入n[n]。
里(lǐ) = 你(nǐ) 列(liè) = 聂(niè) 燎(liǎo) = 鸟(niǎo)
刘(liú) = 牛(niú) 连(lián) = 年(nián) 林(lín) = 您(nín)
零(línɡ) = 拧(nínɡ) 凉(liánɡ) = 娘(niánɡ)
民勤方音这一特征在兰银官话河西片中是独一无二的。另外民勤方音在声韵搭配上还兼有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（分布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及湖北大部、广西西北部、湖南西北角等地）的一些特征：
古来母止摄合口三等字，民勤方音韵母读uei[uei]，如：累磊类泪。
古见母、疑母果摄开口一等平声字，古溪母、匣母的果摄开口一等字，民勤方音韵母读o[o]，如：歌哥阁搁见母|哦蛾鹅讹俄疑母|可科棵课磕壳溪母|荷何贺喝合河匣母。
古见溪疑晓匣影六母开口二等，民勤方言老派读洪音。如：
街kQ~门 脚tþye大~ 解kQ~疙瘩 角ko牛~
敲k‘?~头 硬liN~强 鞋xQ皮~ 项巷xAN~目|~道
咸xQ盐味 赫xÔ ~~有名 衔tþ‘ie~食 瞎下xA~子|~车
遥想当年，秦晋子民，江东父老，自五湖四海汇于民勤绿洲，或从政，或戍边，或贸易，或生产，在长期共同的社会实践和广泛的语言交流中，汇各地方音构建了民勤方音以上这些特征。
历代移民对民勤方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音方面，在词汇方面也有鲜明的印记，此举一例便可见一斑。
对“妻子”的称谓，汉语方言中有许多说法，但一般来讲各方言区的说法有相对的稳定性，如苏州人说“家婆”，徐州人说“家下”，乌鲁木齐人说“央格子”。但在民勤这样一个人口不多，地域不大的地区，对“妻子”的称谓不仅很多，而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，如“女人”、“媳妇子”、“老婆”、“老婆子”、“婆姨”、“婆娘”、“屋里人”、“屋里的”、“家里的”、“娃娃的妈”、“爱人”、“老伴”、“伴儿”等等。
“女人”、“媳妇（子）”在北方地区通行。“老婆”一词则流行在济南、扬州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宁波、南昌等地。上海人说“屋里个”，宁波人说“屋里人”，哈尔滨人说“屋里人儿”、“老伴”，萍乡人说“婆娘”，忻州、万荣、银川、西宁、西安、洛阳等地的人说“婆姨”或“婆娘”。这种现象是移民区方言独有的特征。
历代移民影响新移民区的语言，这是无庸置疑事实；同时，今天我们通过调查了解方言区的方言特征，又可追溯方言区人口源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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