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几千年从没有过的“健全人格”的概念，从“新文化运动”时开始发轫。孩子是父母的希望，亦是社会的未来。
一百多年前，鲁迅在《新青年》撰文：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。当是时也，千年帝制瓦解不久，旧秩序被颠覆，新秩序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。迅翁谈如何做父亲，看似小问题，其实大有深意。因为，在过去的父权社会中，老子对儿子“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”，“老子说话，当然无所不可，儿子有话，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。”新文化运动，把“儿子”从礼教束缚中解脱出来，用鲁迅的话说，父母要“健全的产生，尽力的教育，完全的解放”，孩子可以“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。
那一时期，不唯鲁迅，胡适、叶圣陶等诸多先贤都谈论过此问题。中国几千年从没有过的“健全人格”的概念，从彼时开始发轫。
一百多年过去，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鲁迅所揭诸的问题，依然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。所不同者，如今已不再是父权社会，母亲的角色也日益显得重要。
微博上，身边，不时听到父母的困惑：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何等模样？
今日之父母，为何有这般困惑？回顾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便会发现，凡值社会有确定规则、社会价值观相对统一的时期，父母困惑便少，比如，新文化之后，“人”的观念确立起来，“健全人格”教育便蔚然成风；比如1949年之后至改革开放，“螺丝钉”教育便无处不在。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从一元转向多元，在这一人性觉醒的历史进步过程中，追求个人发展一度成为社会主流风气，虽无大偏差，却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，不诚信成功者有之、投机者成功者有之、居高位而不义者有之……如此等等，造成今日父母之困惑。
诚实、正直、善良……是我们民族原本就有的品质，而今天“觉醒的父母”们所面对的，不仅是要把这些教给孩子，还要教育他们如何对待规则、如何对待权力、如何对待契约……
有什么样的孩子，便有什么样的未来社会。
父母当年
父亲那辈人从来不给我们谈成功。但是，我能感觉到成功是时代的产物，不同的时代，有不同的成功。
让儿女有能力去应付一切
■叶至善，生于1918年，儿童教育家
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，一位来自上海的特级教师见到了教育家叶圣陶之子叶至善。休息时，他请叶至善介绍一下，小时候叶圣陶怎样教他们作文。
“不教的。”叶至善脱口而出。
叶至善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：“吃罢晚饭，碗筷收拾过了，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。父亲戴起老花眼镜，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。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，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互相指摘，争辩。”
但是，叶圣陶从不板起脸来说“写得好”与“写得不好”，而只是说“我懂了”和“我不懂”。叶至善回忆：“说是父亲改，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。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：这儿多了些什么？这儿少了些什么？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？把词儿调动一下，把句子改变一下，是不是好些？”
这让一场本应令孩子感到紧张的“教学”，变成了一家人寓教于乐的活动。“我们三个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训练。写什么由自己定，父亲从不出题目。”叶至善回忆。
在宽容的气氛下进行启发教育，从不轻易打击孩子，也不给孩子强行制定目标，是叶圣陶的一贯做法。
对于“成功”，叶圣陶有自己的定义，他认为，儿女成长的最终目的，是在环境的限制下“凭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”，“做父母的真欲帮助儿女，仅有一途，就是诱导他们，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。”
对于写文章，叶圣陶反对孩子写作时运用冷僻的词汇和晦涩难懂的句子。他一再对孩子们讲：“写文章要想到别人，想到读文章的人，要把自己换一个位置，设想成读文章的人，再来看一看文章究竟写得怎么样。”“得失塞翁马，襟怀孺子牛”，1988年，当94岁的叶圣陶病逝时，留下的是无数被后人视为经典的教育理念。而他的三个子女，都成为了中国的知名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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