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教育部针对其拟定的《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》正式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。《规定》中，规定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，可布置一些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验式作业，组织参加力所能及的手工劳动、农业劳动；考试方面，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，真正把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减下来。
这再次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减负话题的关注。舆论普遍认为，教育部发布减负新规，这是对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高度重视，然而，在笔者看来，重复发布缺乏实效的减负令，其实是政府教育部门在减负方面的不作为。
很多人对此可能不解，怎么这么说呢？我国的减负令才接连下发，可却没有效果。教育部门喜欢发这类规定，还有两方面原因。
一是转移公众视线。发布减负令可以表明教育部门对于减负的态度，也可视为对公众关切的学生负担问题的回应，但这不是真正解决学生负担沉重问题的途径。真正让学生的负担减下来，必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，缓解择校热，同时改革中高考制度，建立多元评价体系。但不管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，还是改革中高考制度，都将向现有的既得利益和权力格局开刀，于是，既要回应公众，又不触及既得利益，也就只有发减负令这一选择了。但发归发，这些所谓减负令根本就起不到效果。
推进义务教育均衡，关键在两方面，一是增加义务教育投入，二是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（从锦标主义思想主导资源配置转为以均衡为首要责任配置），做到这两点，核心是改革教育投入和拨款体系，由政府主导教育拨款，变为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决策、监督政府拨款，如果有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预算，那么，公众就会在制订预算时，综合考虑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，不同意把资源集中在少数优质学校，同时，政府也不能再想怎么拨就怎么拨。这就会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扫除障碍。可是，这无疑让政府教育部门交出了财权。
改革中高考制度，按照国家教改规划所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——打破一考定终身，推进考试和招生分离，探索政府宏观管理、专业机构组织实施、学校依法自主招生、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——这要求政府教育部门实施一系列放权，把考试组织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，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，把选择权交给受教育者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真要让学生负担减下来，功夫在减负之外，取决于政府是否放权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中高考制度改革。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放权行动，建立在现有教育管理体系和升学考试制度框架之上的减负措施，再怎么严厉，终究会走样，往往只是纸上文章。
二是增加教育行政权力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在减负这一问题上，我们一直很难看到政府教育部门在主动推进以放权为核心的改革，反而发现教育部门在借发布减负令，进一步增加行政权力。
在已有教育法律——《教育法》、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之下，政府部门不断发通知、规定治理学校管理、办学的做法，本就是行政治校思维，而非依法治校。我国教育行政化严重，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，政府部门的通知、文件太多。
而减负令在规定学校、教师不得怎么做的时候，也为政府部门创造了新的权力寻租机会——可借检查减负令的执行情况，对学校、教师提出新的行政性要求，于是，学生的负担没减轻，学校和教师的负担却可能进一步加重了。这是我国近年来教育问题治理的共同走向——社会对某一教育问题不满，舆论呼吁政府重视，政府“顺应”呼声出台规定，行政部门的权力则进一步增加，教育行政化问题加剧，原来的教育问题变得更为严重。
几十年来，我国各级政府发布的减负令已经上百条，可学生负担越治理越重，就是这一走向的具体体现。所以说，要治理教育问题，必须摆脱行政治理逻辑，警惕政府部门在治理教育问题时，动辄发文件、做规定的做法，而要督促政府部门依法、依改革纲要精神放权。
来源：第一财经日报 （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）熊丙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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